我恭敬地看到天后在位时，有个同州下邽人叫徐元庆，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，他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，然后自缚投案认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处死他，但表彰他的乡里；并且请求“将此编入法令，永远作为国家的典制”。我个人私下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
我听说礼的根本，是用来防止混乱的。如果说不要做残暴贼害的事，那么凡是做儿子的（为父报仇而杀人）都应处死不赦。刑的根本，也是用来防止混乱的。如果说不要做残暴贼害的事，那么凡是执掌治理的人（滥杀无辜）也应处死不赦。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，但具体应用却不同，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时施行。处死应当表彰的人，这叫作滥刑；对刑罚的亵渎太过分了。表彰应当处死的人，这叫作越礼；对礼的破坏太过分了。果然用这种做法来昭示天下，传给后代，追求道义的人不知该往哪里去，躲避祸害的人不知该如何立足，把这种做法当作典制可以吗？大概圣人制定典制，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，依据人情来端正褒贬，统归于一个标准罢了。
假使当初审理判决时查清真假，考正是非曲直，追溯根源而探求事情的起因，那么刑和礼的运用，就能判然分明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国法规定的罪行，赵师韫杀他，只是因为私人怨恨，逞其官吏的威风，对无辜的人施暴，州官不知道治赵师韫的罪，刑官不知道追究，上下蒙蔽包庇，喊冤呼号无人理会；而徐元庆能把与仇人同戴苍天视为大耻，把枕着武器（时刻准备报仇）视为合礼，处心积虑，以刺穿仇人的胸膛，坚定地自我克制，即使死了也毫无遗憾，这是谨守礼制而实行道义啊。执掌政事的人应当面有愧色，谢罪还来不及，又凭什么处死他呢？
或者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不免有罪，赵师韫杀他，不违背法律，那么这不是死于官吏之手，而是死于国法。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？仇视天子的法令，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，这是悖逆傲慢而凌辱君上啊。逮捕他并处以死刑，是用来端正国家法典的，又凭什么表彰他呢？
而且那议论说：“人一定有儿子，儿子一定有父母，因至亲而互相报仇，这样的混乱谁来挽救？”这是对礼的迷惑太严重了。礼中所说的仇，是指蒙受冤屈压抑、沉痛而呼告无门的情况；不是指触犯刑律、陷入死罪的情况。而却说“他杀了我父亲，我就杀他”。不评判是非曲直，只是以强凌弱、以众暴寡罢了。这违背经典、背离圣人，不也太严重了吗！
《周礼》说：“调人，掌管调解万民之间的仇怨。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，命令不许报仇；报仇就处死。如果有反过来杀害对方的，各国都共同讨伐他。”又怎么能因至亲而互相报仇呢？《春秋公羊传》说：“父亲不该被杀而被杀，儿子报仇是可以的。父亲该被杀而被杀，儿子报仇，这是相互残杀的做法，报仇也不能消除祸害。”现在如果取用这些来裁决双方的相互杀害，就合乎礼了。况且不忘父仇，是孝；不吝惜生命，是义。徐元庆能不逾越礼制，尽孝守义，这一定是通达道理而明白道术的人。通达道理明白道术的人，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？议论的人反而认为该杀，亵渎刑法、破坏礼制，它不能作为典制，是很明白的了。
请把我的议论下发给有关部门附入法令。有判决这类案件的，不应按先前那建议办理。恭敬地呈上此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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