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做君主的道理，必须先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，就像割下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，肚子饱了人却死了。要想安定天下，必须先端正自身，从来没有身子端正而影子歪斜、上面治理好而下面混乱的情况。我常常想，伤害自身的并非外物，都是因为欲望嗜好酿成的祸患。如果沉溺于美味佳肴，迷恋于歌舞女色，想要的越多，损失也就越大，既妨碍了国家政事，又扰乱了百姓生活。再说出一句不合理的话，万民就会因此心灰意冷，怨恨一旦产生，背叛离乱也会随之兴起。我每当想到这些，就不敢放纵安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：“古代圣明的君主，也都是先从自身做起，因此才能深远地体察万物。从前楚国聘请詹何，问他治理国家的要务。詹何回答的是修养自身的办法。楚王又问治理国家怎么样，詹何说：‘没听说过自身修养好而国家却混乱的。’陛下所明白的道理，实在和古人的意思相同。”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问魏征说：“什么叫明君，什么叫暗君？”魏征说：“君主之所以明达，是因为能广泛听取意见；之所以昏暗，是因为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先辈有言，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。’从前唐尧、虞舜治理天下，开辟四方之门，明察四方情况，倾听四方意见。因此圣明无所不照，像共工、鲧这类人不能蒙蔽他；巧言善辩、心术不正的人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却深藏宫中，隔绝疏远臣民而偏信赵高，等到天下崩溃叛乱，他竟毫无所知。梁武帝偏信朱异，侯景起兵进逼京城，他竟然不知道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各地盗贼攻城掠地，他也全然不知。所以君主广泛听取意见、接纳下情，权贵大臣就不能堵塞蒙蔽，而下情必定能上达。”太宗很赞同他的话。
贞观十年，唐太宗问身边大臣说：“帝王的基业，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：“天下初乱之时，群雄纷纷起兵，攻破才降服，战胜才夺取。由此说来，创业更难。”魏征回答说：“帝王的兴起，必定承接在衰乱之后。推翻昏乱残暴的君主，百姓乐于拥戴，天下归心，这是上天授予、人心所向，并不算难。但得到天下之后，心志变得骄傲放纵，百姓想休养生息而徭役不止，百姓已困苦凋敝而奢侈事务不停，国家的衰败，常常由此而起。照这样说，守成更难。”太宗说：“玄龄从前跟随我平定天下，饱尝艰辛，历经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看到创业的艰难。魏征与我安定天下，担心出现骄奢放纵的苗头，必定陷入危亡之地，所以看到守成的艰难。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，守成的艰难，正应当与诸公慎重对待。”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征上奏疏说：
我看自古承受天命、继承帝位、守护文治、驾驭英雄、南面称君的帝王，都想要匹配天地之厚德，与日月齐辉，让宗族传之百世，国祚绵延无穷。然而能善终的很少，败亡相继不断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探寻其原因，是治国之道丧失了。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，可以拿出来说一说。
从前隋朝统一天下，军队强盛精锐，三十多年间，声威远播万里，震动异域。然而一旦倾覆而抛弃，全被他人占有。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的安定太平，不想让社稷长久，故意施行桀纣般的暴政而走向灭亡吗？他是仗恃自己的富强，不忧虑后患。驱使天下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耗尽万物来奉养自己，搜罗国内的女子，索取远方的奇珍异宝。宫苑加以装饰，台榭建造得高大，徭役没有停息，战事从不休止。外表显得威严庄重，内心却多险诈猜忌，谗佞小人必定受到宠信，忠正之士难以保全性命。上下互相蒙骗，君臣之道隔绝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天下分崩离析。于是以四海之尊的帝王身份，死在匹夫之手，子孙灭绝，被天下耻笑，岂不令人痛心啊！
圣明睿智的人乘此机会，拯救危难困顿，八柱倾倒而重新扶正，四维松弛而重新整顿。远方安宁、近处安定，不超过数月；克制残暴、消除杀戮，不必等待百年。如今宫殿楼台都已居住了，奇珍异宝都已收藏了，姬妾美女都已侍奉在侧了，四海九州都已成为臣属了。如果能借鉴他失败的原因，思考我成功的原因，一天比一天更谨慎，虽享安逸而不自逸，焚毁鹿台的宝衣，拆毁阿房宫的广殿，在宏伟的宫殿中警惕危亡，在简陋的居所中思求安宁，那么神灵教化暗中通达，无为而治，这是最高的德行。如果功业已成而不推毁，就保留原有规模，减去那些不急需的，一再减省。把茅草掺杂在桂木栋梁之间，把土阶与玉砌并列，和悦地役使百姓，不耗尽他们的力量，常想到居住的人安逸、建造的人劳苦，亿万百姓欣悦地前来效力，万物仰赖而各遂其性，这是次一等的德行。如果自恃圣明而不思虑，不慎重对待结局，忘记缔造的艰难，认为天命可以依赖，忽略朴实节俭，追逐雕墙的华丽，乘着基业而加以扩张，增加旧有规模而加以装饰，触类旁通不断增长，不知满足，百姓看不见恩德，而只听得见劳役的消息，这是最下等的了。好比背着柴草去救火，扬起热水去止沸，用暴政来代替乱政，与乱政同道而行，后果无法预料，后代子孙还有什么可看的！做事没有可观之处就使人怨恨，人怨恨就使神发怒，神发怒灾害必定产生，灾害产生后祸乱必定兴起，祸乱兴起后能保全自身名节的恐怕很少了。顺应天命改朝换代之后，将要昌盛七百年的基业，传给子孙，流传万代，得到很难而失去容易，怎能不深思呢！
同月，魏征又上疏说：
我听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，必须巩固它的根基；想让水流得长远，必须疏通它的源头；想让国家安定，必须积累德义。源头不深却指望水流长远，根基不牢却要求树木高大，德行不厚却想国家大治，我虽然极其愚笨，也知道做不到，何况明智的人呢？君主承担着国家政权的重任，居于天地间最高的位置，将要崇尚上天般的高峻，永保无穷的美善。如果不在安定时想到危险，用节俭来戒除奢侈，德行不积累在深厚之处，情欲战胜了理智，这也是砍伐树根却想树木繁茂，堵塞源头却想水流长远啊。
历代所有帝王，承受上天的大命，无不因深切的忧患而道德显扬，功业成就后德行就衰减了。有好开始的实在很多，能善终的却很少，难道是取得容易而守住困难吗？从前取得天下时力量有余，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深忧之中，必定竭尽诚心地对待臣下；一旦得志，就放纵情欲而傲视他人。竭尽诚心，则胡人和越人也能结为一体；傲视他人，则亲骨肉也如同路人。虽然用严刑督察，用威怒震慑，最终人们只求苟且免罪而不怀仁心，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。怨恨不在大小，可怕的是百姓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这是应当深加警惕的，奔车朽索，能不重视吗！
做君主的人，果真能见到想要的东西，就想到知足来警戒自己；将要有所兴建，就想到适可而止来安定百姓；想到居高位的危险，就想到谦虚自养；害怕自满，就想到江海居于百川之下；喜欢游乐，就想到以三驱为限度；忧虑松懈怠惰，就想到慎重开始、敬重终结；担心受蒙蔽，就想到虚心接纳下言；想到谗佞邪恶，就想到端正自身来斥退奸佞；施加恩泽时，就想到不要因一时高兴而错误赏赐；施行惩罚时，就想到不要因一时愤怒而滥施刑法。总括这十思，弘扬这九德，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，选择善言而听从。那么智者竭尽他们的谋略，勇者用尽他们的气力，仁者传播他们的恩惠，信者献出他们的忠诚。文臣武将争相效力，君臣之间安然无事，可以尽享游宴之乐，可以修养松乔般的长寿，弹琴垂衣，不言而教化自成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替下属管理职事，役使聪慧的耳目，损害无为的大道呢？
太宗亲笔写诏书答复说：
看到你屡次上表，确实竭尽忠诚，言辞极为恳切。披览时忘记了疲倦，常常直到夜深。不是你对国家体察情深、辅佐道义深厚，怎能用良策相示，匡正我的不足。我听说晋武帝在平定吴国以后，一心骄奢，不再留心治理政事。何曾退朝后对他儿子何劭说：‘我每次见主上不谈治国的长远大计，只讲些平时的琐碎话，这不是能把江山传给子孙的样子，你自身或许可以免祸。’又指着孙辈说：‘这些人必定遇到祸乱而死。’等到孙子何绥，果然被滥用刑罚所杀。前代史书赞美他，认为有先见之明。我的看法不是这样，认为何曾不忠，他的罪过是很大的。作为臣子，应当上朝时想着尽忠，退朝后想着弥补过失，顺从助长君主的善美，匡正挽救君主的恶行，这才是共同治理之道。何曾官位极高，位至宰相，名位权贵崇高，应当直言正谏，论述治国之道来辅佐时政。如今却在退朝后私下议论，上朝时没有当廷规谏，还把这当作明智，不也荒谬吗！国家危急而不扶持，要这样的辅臣有什么用？你所陈说的，我听到自己的过失了。应当放在案几上，像弦、韦那样时刻警戒。必定期望像收得桑榆之果，等到年末有所补益，不让“康哉良哉”的美好只在往日独存，若鱼若水的君臣情谊在今天却有所失。你的良谋虽然来得晚了，但直言不隐。我将敞开胸怀、静下心志，恭敬地等待你的佳音。
贞观十五年，唐太宗问身边大臣说：“守住天下是难还是容易？”侍中魏征回答说：“很难。”太宗说：“任用贤能之人、接受劝谏，就可以做到，为什么说难呢？”魏征说：“看自古以来的帝王，在忧患危难之时，就能任用贤才、接受谏言。等到安乐之时，必定心怀松懈怠慢，对进言的人只让他们恐惧谨慎，国势一天天衰落，以至于危亡。圣人之所以居安思危，正是为了这个。安定时能保持警惕，难道不难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