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义应当在君子身上施行，刑罚杀戮则施加给小人。刑罚重到判处死刑的，必定是罪大恶极，这又是小人中最严重的了。宁愿为道义而死，不苟且侥幸求生，把死亡看作回家一样，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。在唐太宗贞观六年，登记了死囚三百多人，放他们回家，约定他们自己回来接受处死。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，期待那些最恶劣的小人必定能够做到。那些囚犯到了期限，最终都自己回来了，没有一个延误的。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，小人却轻易做到了。这难道接近人情吗？
有人说：罪大恶极，确实是小人；等到施加恩德去对待他们，可以使他们转变成为君子。恩德深入人心，改变人如此迅速，有像这样的情形。我说：太宗做这件事，是为了追求这个名声。但怎么知道放他们离去，不是预料他们必定回来以求免死，所以才放走他们的呢？又怎么知道被放走的人，不是预料自己回来必定获得赦免，所以才再回来的呢？预料他们必定回来而放走他们，这是上位者窥探下位者的心思；预料自己必定免死而回来，这是下位者揣测上位者的意图。我只见上下互相窥探算计来成就这个名声，哪里有什么施恩德和讲信义呢？如果不是这样，太宗在天下施行恩德，到这时已经六年了，不能使小人不做极恶大罪，而一天的恩惠，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，并且保存信义。这又是讲不通的道理啊！
那么怎么做才行呢？我说：放走而归来，处死不赦免。然后再放走，又归来，就可以知道是恩德所感化的结果了。但这是必定不会发生的事情。至于放走而归来就赦免他们，只能偶然做一次罢了。如果屡次这样做，那么杀人的都不会被处死。这能作为天下的常规法律吗？不能作为常规的，难道是圣人的法度吗？因此尧、舜、三王的治理天下，必定以人情为根本，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，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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